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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40年代西北灾荒研究
- 作者： 温艳 日期：2005-06-01 来源 ：西北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20世纪20 救灾 西北地区 灾荒 40年代
- 描述：20世纪20—40年代是民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灾荒发生最频繁、最惨烈的时期,几乎无年不灾,无时不灾、无处不灾。各种自然灾害连续并交叉发生,形成灾害链;水旱等灾害呈现出与邻近省份的相同性。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西北灾害的发生具有范围越来越广、频率越来越高的特点。严重的灾荒不仅使得西北地区人口锐减,体质下降,而且极大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与道德;灾荒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和耕畜减少,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萎缩等,最终导致农村经济几乎陷于破产的境地。在严重的灾荒压力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都曾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既继承了传统的救灾经验,又效仿西方的救灾模式,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新型救灾管理制度,在救灾中实行标本兼治,防救结合,推动了中国救灾体系的日益科学化、现代化。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救灾团体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成为这一时期西北救灾活动的新特点。
- 20世纪20年代甘肃灾荒救济
- 作者： 付春锋 日期：2006-05-01 来源 ：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政府 救济 甘肃 灾荒 民间力量
- 描述：民国时期甘肃灾荒频发,特别是20年代最为严重,造成了庞大的灾民群体,甚至导致社会秩序失调。由于20年代前期甘肃政治局势混乱,以至于作为灾荒救济主体的政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来自民间的救济成为主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苦难。国民军入甘后,对地方控制力逐步增强,加大了对灾荒救济的力度;同时,由于民间力量因经济实力的限制及土匪的劫掠逐渐减少了他们的救济行为。所以,到20年代末期政府又重新成为灾荒救济的主体,然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很好的救济灾民。 纵观20年代甘肃政府及民间力量的救济行为,反映出时甘肃地区由无序社会开始向常态社会转变。另外,虽其救济体制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转变,具有进步性,但从救济行为的实践效果上看,反映了20年代甘肃社会经济的日益衰败化。
- 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
- 作者： 邵侃 日期：2009-09-01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业灾害史 农业灾荒文献 减灾技术 灾荒赈救 灾害预防
- 描述：农业灾害是灾害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所有以农立国的国家而言,灾荒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1926年Walter H. Mallory的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问世以来,“饥荒的国度”这一称谓便被冠之于中国。据本文统计,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两千六百多年间,共发生农业气象灾害的年次为4152次,农业生物灾害716次,农业环境灾害362次,其中包括水灾1251次,旱灾1144次,蝗灾561次,风灾516次,雹灾485次,此外还有雪灾、霜灾、鼠兽鸟害、畜疫、沙尘暴、水土流失等。我国历史时期的农业灾害频次之高,强度之大,世界各国历史上鲜有能相比拟者。 古代人民在承受各种灾害打击的同时,也开始了认识灾害、防治灾害的探索和实践,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救荒制度建设和减灾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本文以历史时期的抗灾救荒活动为基本参照系,按照现代灾害学原理,将中国古代农业灾害治理条理析分为经验与科学共同支撑的农业灾害防测机制、技术特点鲜明的农业减灾系统和政府主导下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三大部分,在具体把握中国古代各类农业减灾备荒方略核心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减灾效果,进而构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 首先,按照传统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农业灾害的发生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包括灾种结构、不同灾种的灾害发生年次、灾害发生频率等,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害发生频率图以及古代农业灾害发生频率趋势图。由此观察分析得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系统中水、旱、雹、风、蝗五大灾种发生频率最高、危害范围最广、致灾作用最强烈;各个灾种的发生频率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上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作物种植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农业产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使农业灾害系统逐步完善;二是人口的增多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灾情不断恶化;三是灾害监测技术的进步和文献记载的增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上升。 第二,从灾象特征的识别、气象仪器的使用和防灾物种的引进三个层面剖析古代农业灾害防测机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拥有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的推理做出天气预报和丰歉预测,主要包括物象测天、天象测天、节气测天、农事安排防灾四个方面;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还使用测风器、量雨器、天平式湿度计、地温表等气象仪器对农业气象进行定量观测,使预报更加精准;引进与推广种植高产、易种作物品种,以备灾荒,是灾害预防机制在农业技术层面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古代农业减灾系统由农业减灾、工程减灾和生物减灾三大主体组成,是历史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核心部分。把农业生产和减灾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以抗旱保墒的土壤耕作技术、防治病虫草害的田间管理措施和耕作制度、选育和引进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农业减灾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减灾工程技术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旱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农田排灌器具的设计使用、治河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南方水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三个方面;历史时期的生物减灾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成本低廉,安全性高,较能维持生态平衡,主要应用于蝗害治理活动中。 第四,传统社会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是一个覆盖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各阶层和灾民自身也积极参与。由于占有绝对比重的社会资源,政府的救荒活动将直接决定救荒成效的大小,历代政府均积极加强以“荒政”为主体的灾荒赈救体系建设;贵族官吏、富商大户、宗族、宗教等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民间力量,通过赈济钱粮、施医济药等多元化的方式救荒济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填补了政府赈灾的真空地带和不足之处,构成了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民间社会非制度化的赈救网络结构;农业灾害的主要承载体——灾民也积极的进行自救,包括筹措食物、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等各个方面。 第五,在精读代表性古农书、救荒书、占候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业救荒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确定收书范围,分析其内容体例特点,详论其中所蕴含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分布,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评估,以弥补农业救荒文献综合性研究之不足。古代农业救荒文献的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救荒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措施、工程减灾技术措施、生物减灾技术措施、灾害预防、灾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所蕴含的减灾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是我们研究古代灾害防减活动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论文最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健全当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提高农业自身防灾减灾的能力、加大对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的投入和提高灾害防减活动中的科技含量等。
- 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
- 作者： 熊帝兵 日期：2010-06-01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家 民生 农业史 传统文化
- 描述：中国古代农家以农名派,战国时曾因与儒家论战而引人注目,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独特的主张和观点,并跻身于“九流十家”。秦以后有志于农者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农家的学术研究传统,逐步充实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使农家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其研究内容涉及农学思想、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方法、防灾救灾措施等诸多方面；整个群体还表现出重农务本、关注民生的学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农家文化,其中精华部分在新时期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古代文献中,《汉书·艺文志》首述农家,并设“农家”类收录先秦及汉代农家著作。此后的史志、公私书目和大型丛书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分类方式,直至《四库全书》。历代学者对农家多有定义,一致肯定农家与农业技术研究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直接指称汉代以后的有志于农者为农家,也有学者自称农家,可见,农家发展的历史跨度不仅仅局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延续至清中期。农家正式形成于战国,以许行为标志,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参与了“儒农论战”。农家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其游学范围经历了由楚→宋→鲁→齐→秦的变化。两汉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较多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文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魏晋至唐末,农家虽然不多,但出现了划时代人物贾思勰,其在农家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隐士开始融入到农家群体之中。宋元时期,农家又一次集中出现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系统总结,而且出现了南北技术融合的趋势。史至明清,农家学者身份多样、研究成果卓著、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使古代农家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农家在研究农业生产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因农家学者身份复杂,有在朝的地方官员和朝廷要员,也有在野的隐士和平民,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研究农业技术的条件不同,撰写农书的方法、目的和农书的指导范围也有区别,因此,根据农家的身份把农书归为平民所撰农书、地方官员所撰农书和“高官”所撰农书三类具有一定意义。尽管农家身份背景各异,但他们撰著农书的主要动机大体相同：资政重本、总结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只是所站的角度和高度不同而已。不同农家学者撰写农书时的资料来源也有共同之处,主要来自文献搜集、亲身实践和调查采访,但各有侧重,在朝为官的农家长于文献搜集；隐士和平民农家则更注重对自己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调查采访则是所有农家共同使用的方法。随着农家的发展,农家著作的内容逐步由单一趋向丰富,最终涵盖大农业的各个领域；农家著作的结构也由简单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众多农家著作主要以手抄和官颁的方式流传至近代,甚至流传至国外。近代以后,主要农家著作均得以整理和出版。 中国古代农家在研究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思想性。“三才”理论是农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三才”思想中的“人地”关系和“人天”关系的地位随着农家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的“人天”关系逐步得到强化,经历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趣时→顺天→盗天→合天→胜天”的变化过程。农时方面,农家在沿用常规指时方式的基础上,还以作物生长过程、土壤特征指时,并把多种指时方式综合运用,以更准确把握生产时机。农家所谓农时既包括农忙之时,也包括农闲之时,从总体上分为春耕、播种、中耕、秋收、冬藏“五时”,“五时”之下又细分上、中、下三时,形成了系统的农时内涵。农家还揭示出农时与农业收成、产品质量、灾害以及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土地用养结合思想和农业生产“三宜”原则也随着农家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在系统的农学思想指导下,农家更注重农业技术问题的研究,农业技术也是农家著作的主体内容；农家主要集中于总结土地利用、土壤耕作、作物栽培、林业园艺、蚕桑、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农具的改进与制造等诸多技术,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些贡献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农家强调重农务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关系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对社会道德风尚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农家建议国家应注重农业政策性和导向性的宏观管理,地方政府保障和督促农业生产。农家特别强微观层面的农业家庭经营管理,主张在有限的规模上合理安排农事和劳动力从事多种集约经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并总结了细致的家庭经济核算方法。各种农业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过程,农家长期把农业生产实践与研究相结合,能够从自然规律的本身认识农业灾害的概念、种类,相对准确地揭示出灾害产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基于对农业灾害的科学认识,古代农家总结出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突出了水利防灾优势,在水利工程、用水技术和提水工具的运用方面多有总结。农家更强调以技术抗灾,总结出了一系列抗水旱灾害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以物理、生物或化学等手段防治农业生物灾害；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趋利避害以预防低温、风灾等。针对灾害频发的现实,农家还强调多种经营、储备节用,积极发掘备荒食物以减少灾年饿殍遍野之患。 古代农家在农业研究中始终秉承着民生关怀的传统和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5000年历史中曾经历过四个寒冷期。其中后三个寒冷期,灾害频发、社会危机严重、民不聊生,农家也相应出现了三个活动高峰。就个体来看,大多数可考的农家都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且都具丰厚的儒学背景,环境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激发了农家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古代农家在农学著作和相关文集中以文、论、诗、画等不同方式记录着当时民生疾苦的状况,涉及对百姓生命的关注,对百姓负担沉重的慨叹和对百姓苦累的悲悯。实践上,为官的农家注重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难题,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为官施政,并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有序进行；在野的农家囿于地位,只能著书传道,为民生艰难而呼号,并提出丰富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和建议。古代农家的民生关怀精神和实践有的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肯定,有的则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在关注民生的过程中,农家逐渐形成了民生思想,关注焦点集中于民食、民利、民命、民财等方面。 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代学者对农家的评价经历了“完全否定→逐渐认可→完全肯定”的过程,“农家”类在古籍中的排序也呈逐步上升趋势,这都反映出古代农家历史地位的上升。而近代学者对农家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给予客观评价。事实上,农家文化源远流长,农家与儒家、道家、医家等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重农务本,器道并重,关注民生则是农家文化的显著特色。农家文化中的用养结合、灾害防治、循环经营等技术经验对当前发展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农家文化中的农学思想、集约经营思想以及重农思想对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农家的治学目的、治学方法以及民生关怀精神对当前学术研究和学风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 中国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研究
- 作者： 龚光明 日期：2010-06-05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观念 防治技术 农作物害虫 中国古代
- 描述：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丰歉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因此,农业害虫一直受到关注,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其规律及应对措施。在生产实践中,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同时期害虫观念的变化对防治政策的制定及防治技术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农业害虫以蝗、螟、好蚄及未知名害虫为主,次数依次为902、65、38、111。其他害虫只是零星为害。蝗灾数量、为害程度远超出其他害虫。各种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但发生月份稍有不同。一年十二个月均有蝗灾和未知名虫灾,有三个月无螟灾、五个月无好妨灾。各虫灾爆发的最高月份均不同,但都在夏、秋季。虫灾频率除明清稍低于前代外,基本呈递增趋势；波及的地域范围,后代都比前代扩大。 不同时期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各具特色,但也有共性。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认为天地人是统一整体,相互间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和谐的伙伴。只有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才能健康有序、没有灾害。先民还认为生养万物是自然的本性,昆虫万物和人类都是自然的产物,具有同样的生存权。人类应视其为自己的同胞、伙伴。作为地球上的平等公民,昆虫也有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它们在自然界处于特定的位置,起着独特的作用。自然界固有的食物链关系使所有事物关联在一起,对人类无用或有害之物,对它物却必不可少,最终也会和人联系起来。 在此观念指导下,先民认为人类背离自然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致使阴阳失调、产生害虫。主张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及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作用防治害虫,反对把害虫视为有害生物。因此,强调顺天时、尽地利,充分把握与利用各种自然因素,使农作物在最有利的环境下生长、发育,从而增强抗虫性能。在应对害虫的具体技术上,尽管各有差异,但都主张多种技术综合利用。其中农业和生物技术因充分体现了自然控制作用而更受重视,各代害虫防治技术则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害虫防治,各从不同角度制定了防治政策,以提高防治效果。但不同时期受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害虫观念仍呈现出多样性,并产生与此相应的防治技术。 先秦,因认识相对贫乏,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把自然万物神秘化。产生天降害虫的观念,因此祈神消灾成为应对害虫的主要方法。在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失时”产生害虫。并通过各种“时禁”约束人类不合时宜的索取行为,设有相应官职确保禁令的执行。但除虫官职及其所用药物主要针对室内等害虫而非农作物害虫。强调“得时”与深耕防除害虫。本文认为,先秦并未采用火烧蝗虫技术。 秦汉,董仲舒提出灾异“谴告”说,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引起上天的反应,人事是因,灾害是果。因此要求人君及时警觉、改过以消除虫灾。但王充认为天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不会对人事有所反应,各种祥瑞、灾异都是自然而然,害虫也如此,反对灾异谴告说。汉人认识到害虫发生需要一定的温湿条件,有其自身的规律。已开始遣使捕蝗,并采取激励措施。除适时播种防治害虫外,还主张保存新雪以冻死害虫,及通过处理种子防治害虫。应对蝗虫主要是人工捕杀及挖沟捕蝗技术。 受天人感应说影响,魏晋南北朝也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所致。玄学家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认为昆虫万物都是自然自生自化的结果,主张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法则,否则就有虫灾。认识到害虫不喜食黍豆,对蝗虫由卵至成虫的演化过程及钻土习性有了精细的观察。政府明令禁止昆虫未蛰放火烧田,以免伤杀昆虫。农业技术方面,一方面认识麻等作物重茬易生害虫,提倡合理轮作。另一方面注重培育抗虫品种。已出现坑埋蝗虫法,但因未能把握蝗虫钻土习性,致使蝗虫钻土复出继续为害。开始利用害虫天敌防治害虫,表明人类对自然事物间相互制约关系的认识,进而发展为有意识地利用、保护天敌防治害虫。 隋唐五代“德化”说盛行,认为蝗是天灾,是人君失德所致,只要人君勤政爱民、修德改过,虫灾就会消失,不能以人力捕杀。但姚崇反对此说,他以事实证明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同时儒、佛、道并行对害虫观念产生一定影响,认为昆虫万物和人类享有平等的生存权,人类应像关爱自己那样关爱万物,反对在万物生长发育之时大兴土木损害昆虫,主张给它们正常的生长繁育机会。除遣使捕蝗外,隋唐还设置救灾使职,通过监督、安抚等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灾害制度的管理,地方也设有相应官职。认识到蝗虫惧怕幡帜、金声的特性,从而利用它吓跑蝗虫。姚崇把火烧和坑埋结合起来取得治蝗成功。此外,对鸟类天敌有更深入的认识,有八哥、鸥、雀等9次鸟类食虫事件,包括吞食蝗、好妨及未知名害虫等,并下令禁止捕杀益鸟,突出人类对害虫的天敌重视。唐代已出现挖掘蝗卵的史料,并对蝗虫下卵之地的特征及蝗卵化蝗的条件有所认识。因蝗灾破坏农业收成,唐代饥饿的百姓始食蝗。 宋元认为生养万物是天地的本性,人类关爱他人、它物的生存就是保持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把所有的人当成自己的同胞,也要把所有的物看成自己的伙伴。破坏相互间的和谐关系,就会产生害虫。理学家还从求“理”的角度对自然作了探索,朱熹认为人对自然的调谐作用可使五谷丰收,不发生旱蝗灾。但由于宋元祭祀活动盛行,祈禳消灾的观念、行动都较为常见。宋代两次制定治蝗法令,对捕蝗领导、监督、措施、损苗赔偿及捕蝗不力者的惩治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以实现捕蝗的良好效果。金代政府也积极参与捕蝗管理,制定了“坐罪法”,并颁行《捕蝗图》。元代则制定了蝗旱灾害的申、检等制度,使虫灾管理更趋制度化。多次颁布法令,责成地方官于虫蝻生发时扑打、申报。并诏令州县正官通过翻耕或焚烧解决蝗卵问题,以防次年滋生蝗灾。陈旉从气的运行原理认为害虫是气的正常运行受到破坏、偏离常规所致。董煟则主张针对蝗虫早晨沾露不飞、初生不能跳跃的特性捕杀,提出以鞋底蹲地掴搭蝗虫。元代认识到田地荒芜容易滋生害虫,从而主张保持田间整洁,破坏害虫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宋元在继承前代防治技术上有所创新,对深耕耙细防治害虫的原理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禾苗扎根在细实的土壤中,便于吸收水肥等资源,生长茁壮,增强抗虫的性能。陈勇的“地力常新壮”理论主张施肥要因时、因地、适量,庄稼长势旺盛,自然不生害虫。除主要关注传统害虫外,宋元对害桑诸虫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提出防治方法,值得称道。 随着明清对自然认识的提高及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注重探索害虫原因,并把去除害虫、保护庄稼作为害虫防治的唯一目的。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接受。明清注重加强害虫防治制度建设,前者确定官员定期巡视制度。后者则使治蝗更趋制度化,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尽心捕蝗,否则将受到处罚。确定了捕蝗行动的集体协调原则,并责令临近州县协助捕蝗,及时修正了捕蝗行动中存在的弊端。明清对害虫的认识,突出表现在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地点、食物等方面的总结,进一步证明了害虫发生的客观性。具体防治技术多属对前代的继承,运用中更注重实效。明清水旱轮作技术防治害虫得到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棉稻等轮作,较大程度地改变了环境,抑制了害虫发生。并系统介绍了棉田害虫的种类、防治技术。值得关注的是清末出现以药剂直接杀除农作物害虫的现象,并始用药物合剂,这与以前各代主要用于预防及针对室内、花卉害虫等有所不同,从而反映了害虫观念的某些变化。生物防治也由利用天敌发展到利用鸭等家禽。 因此,借鉴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及害虫防治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尽可能保持自然的和谐状态,构建害虫防治的生态伦理观念,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明确害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利用自然控制作用预防害虫；另一方面,在非介入人类干预不可的情形下,尽可能把所有现存技术考虑在内,实行害虫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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